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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纪律，是管党治党的标尺，也是全体党员、干部规范自身言行、必须恪守的准则。

　　我们党是以革命理想与严明纪律凝聚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，纪律严明，是我们党一脉相承的光荣传统，也是独有的突出优势。回望党史上一段段纪律建设的往事，对今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知敬畏、守规矩，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、完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，有着重要的现实启发。

　　从”绝不拿群众一个红薯”到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

　　1927年秋收起义之后，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转移。长途行军、连续作战让战士们十分疲惫，时常面临粮草短缺、忍饥挨饿的处境。恰逢秋收时节，个别战士实在饥饿难耐，随手挖了老乡地里的红薯，这件事引起当地群众的不满。

　　毛泽东敏锐意识到：纪律一旦松弛，党群、军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就会受损，于是下定决心整顿部队作风。在井冈山茨坪西南面荆竹山“雷打石”处，毛泽东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：行动听指挥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，打土豪筹款要归公。经过耐心的教育引导，部队的风气面貌焕然一新。

　　纪律框架初步定下，新的问题又接连出现。

　　1928年年初，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县城之后，分兵下乡开展工作。战士们住宿条件简陋，常常借用老乡的门板、稻草铺地睡觉。队伍撤离的时候，有的门板没有及时归还，有的稻草随意散落一地，草林圩的群众纷纷向毛泽东反映情况。毛泽东吸纳群众的意见，把这些要求补充进军纪，慢慢形成了“上门板”“捆铺草”“说话和气”“买卖公平”“借东西要还”“损坏东西要赔”等一系列规定。

　　自此之后，严明的纪律一路伴随着部队转战行军，毛泽东自身也带头遵守、率先垂范。

　　1933年8月，毛泽东到长胜县铲田区调研。动身之前，他叮嘱警卫员吴吉清，按规定结清伙食费。当地老同志听说毛泽东只停留一晚，执意不肯收钱，吴吉清只能把钱带回来。赶上队伍之后，毛泽东第一时间询问食宿费有没有结清，得知对方拒收，立刻安排吴吉清折返回去补交。同行的陈奇涵看队伍已经走远，主动提出帮忙代办。毛泽东握着他的手郑重嘱托：“老陈，这件事一定要办好。我们作为领导干部，更要带头遵守制度规矩。”钱款最终顺利交还，铲田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的账本上，留下这样一行记录：“十八日主席毛泽东住，到还大洋一元四角五分，陈奇涵。”

　　1947年10月10日，人民解放军总部统一颁布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，明确“一切行动听指挥”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“一切缴获要归公”三大纪律，同时将“借东西要还”“损坏东西要赔”等内容纳入八项注意。从朴素直白的“不拿群众一个红薯”，到体系清晰、内容完备的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，刚性的纪律要求，让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始终和人民紧紧相连、血肉相依，赢得了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与支持。

　　党的纪律，任何人都不能逾越

　　遵守党的纪律，没有条件可讲，刘力功的事例，正是印证纪律严肃性的典型。刘力功在抗大学习结束后，党组织安排他前往华北基层一线历练。他不愿服从组织安排，提出要么留在学校继续读书，要么返回原籍。党组织多次找他谈心沟通，几天后他嘴上说愿意去华北，却额外附加条件，坚持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。

　　组织没有同意他的要求，他便再次拒绝执行分配。陈云亲自找他谈话，见他依旧一心想去上层机关，就跟他说：“如果你一定要去上层机关，那就到延安山头开荒。”即便给了他反省改正的机会，刘力功还是固执己见。党中央最终作出决定，开除刘力功党籍，并向全党通报这件事。

　　1939年5月，陈云专门写下《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》，阐释严守党纪的重大意义。陈云点明：“个人服从组织，少数服从多数，下级服从上级，全党服从中央”，这是我们党的纪律，党的纪律不容任何人破坏。

　　对纪律的严格要求，同样落实在日常学习这类细碎事务之中。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，中央宣传部提出，整风指定学习文件，要逐篇精读、逐篇做好学习笔记。在一部分人看来，一些文化水平较高、革命资历深、曾经立下功劳的同志，好像在记笔记这件事上可以放宽标准。

　　4月20日，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着重强调：“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。既然规定要写，就必须遵照执行。”他拿孙悟空头上的金箍作比喻：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，“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，还硬”，这条“紧箍”不是只用来约束别人。

　　毛泽东提出，不管是谁都要写，“武化人”要写，文化干部要写，新老干部都要写，机关、学校无一例外；“首先首长要写，班长、小组长都要写”，就算功劳再大，也得完成笔记，写完之后还要组织检查。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随后分工审阅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，纪律标准一视同仁，不会因为对象是高级干部就另行放宽。

　　出现偏差，就要主动看齐

　　1945年4月21日，距离党的七大开幕还有两天，各地参会代表齐聚延安。此时我们党已经拥有121万名党员。队伍不断壮大，党员的成长经历各不相同，思想认知上难免存在差别，统一思想、把准方向就显得格外关键。毛泽东在预备会议上谈到：“一支队伍常常很难做到整齐划一，所以要时常喊看齐。”“看齐”是基本原则，现实工作里出现偏差，就要及时调整、向中央看齐。

　　毛泽东所说的“看齐”，绝不只是一句口头口号，核心是在实际工作里持续校正方向、统一行动。建立请示报告制度，就是把“看齐”的原则转化为组织纪律、落到制度层面。1948年1月7日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《关于建立报告制度》的指示，要求各个中央局、分局由书记牵头负责，“每两个月，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”，并且明确要求“自己动手，不要秘书代劳”。

　　彼时，邓小平正带领部队转战大别山。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，敌军持续围攻，新区土地改革工作也出现急于求成的偏差。中央的指示下发之后，邓小平在1月15日汇报部队进入大别山之后的整体情况，一周之后专门回复中央重点关注的土改相关问题，到3月，又专门整理新区工作里“左”的问题以及整改举措上报中央。毛泽东看完报告后回电，给出了“非常之好”的肯定评价。

　　但还有部分地区行动拖沓、报告迟迟不上交。毛泽东专门发电追问：大别山那样艰苦险恶的环境，邓小平依然按规定定期上报情况，“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”，为什么反而落实不好报告制度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根源就是“无纪律思想”。毛泽东进一步说明，综合报告之所以必不可少，一方面方便中央掌握一个战略大区的整体情况；另一方面，负责同志在撰写报告的过程中，也能跳出繁杂日常事务，站在全局角度梳理思考问题。

　　一个月之后，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明确要求“彻底消灭事前不请示、事后不报告的不正确态度”。毛泽东把当时的任务凝练概括为：“军队向前进，生产长一寸，加强纪律性”，留下一句广为流传的论断：加强纪律性，革命无不胜。由此能够看出：纪律不是束缚手脚的枷锁，而是凝聚意志、统筹全局、夺取胜利的可靠保障。全党上下步调一致、同向发力，才能汇聚成难以战胜的强大力量。